我国反垄断法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窄化为“垄断高价”“限定交易”等滥用类型的专门规制，不仅造成规制范围的限缩，也容易导致规制标准的混淆。文本规范的限制和解释进路的乏力，与大数据市场滥用规制的必然需求形成冲突对立的紧张关系。传统规制框架须因应大数据领域的市场特性，从市场势力识别、滥用行为甄别和竞争损害效果分析三方面作出相应调适。具体而言，首先，要结合数据价值链的现实场域识别市场势力；其次，借助“单方排他性和剥削性滥用”的法律构造，甄别和归纳大数据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最后，对反映大数据竞争扭曲形式的“限制互操作性”“不当采集和使用数据”等行为建立相应的识别方法和竞争损害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