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后，部分省份强化了提升省内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政策导向，这种以行政手段提升首位度的做法，会对城镇格局以及居民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量化空间模型，将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分解为生产率、用地指标、用地结构、就业机会、外生舒适度与住房有效供给率等维度，利用反事实方法评估了提升首位度的相关政策对居民福利、GDP以及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当省级层面给予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更多用地指标时，可以在提高这些城市首位度的同时提升总体GDP水平，但会导致均衡时居民福利水平有所降低；②GDP与福利的非同步变动，源于户籍制度影响下人口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空间错配，即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人口集聚不足而一般地级市用地约束加强；③若降低落户门槛或消除省内城市间住房有效供给率的差异，均能使GDP与福利水平同时提高，且城市规模分布向Zipf定律收敛。为此，以提升经济密度为导向，以渐进的户籍改革为手段推动人口向省会及副省级城市集聚，多管齐下提高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住房有效供给水平，是优化城市规模分布、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