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的一场考验，在促使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和补短板的同时，围绕疫情防控的公共服务竞争隐然显现。厘清那些将地方竞争导向经济增长而非公共服务的现实背景和制度性约束条件，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引导公共服务成为地方政府新的竞争标尺，可为中国迈向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动力，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地方政府改革的内在要求。文章首先通过一个两地区模型，说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未与经济增长协同推进是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自然结果，而在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下，从经济增长竞争走向公共服务竞争成为可能。接着基于地方公共服务的典型事实，围绕当前中国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经验检验发现新时期人口、资本要素的充分流动依托于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载体的空间网络体系，公共服务已成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吸引发展要素的核心资源。公共服务的加强应借助地方政府的竞争激励，基于“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进一步估计结果发现改革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扩大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增强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推动建立“见贤思齐”“力争上游”的竞争关系来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水平，并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