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政策作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其政策效应的微观反映可能会影响企业网络化、信息化乃至数字化转型进程。基于上述事实，本文利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设计准自然实验，并采用Python工具对2007—2019年上市企业年报进行文本挖掘，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两个方面考察智慧城市试点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换言之，与非试点智慧城市相比，在开展智慧城市政策试点的区域中，其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因这项政策红利而得到明显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替换估计模型、替换变量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借助“资金”“人才”两条路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储能，一是利用技术资本积累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资金约束问题，二是通过人力资本聚集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人才约束困境。进一步研究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驱动效应受到来自企业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市场层面等异质性因素干扰，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传统行业和发达金融市场，智慧城市建设发挥的数字化转型政策激励效应尤为明显。本文结论为深入厘清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热潮嵌入了制度变迁领域的理论解读，同时也为政府后续制定“靶向性”数字化激励举措提供现实依据。